手伸过来把它拉住。但是，这只手又在哪里？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只手，我有幸于一八二三年找到了：这就是法兰西的手。

在我四月十日二十六号公函的这一段，我高兴地读到了对同盟国带有妒忌的反感，以及我对法国尊严的担心。在提到皮埃蒙特时我说：

“皮埃蒙特的骚乱延长下去，不会有近忧；但是，它会导致奥地利与俄罗斯的武装干涉，会引来长远的灾难。俄罗斯军队一直在运动，并没有撤销原来的命令。

“您会看到，在俄罗斯和奥地利军队占领皮埃蒙特期间，派二万五千人马占据萨瓦，能不能保卫法国的安全，体现法国的尊严。我认为，这个有力的很有策略的行为，在迎合法国人自尊心的同时，将变得家喻户晓，给内阁带来无限光荣。王家近卫军有一万名将士，再从其余部队挑选一批优秀士兵，很容易组成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忠诚精锐之师：当我军的白旗再次见到敌人时，会确保胜利。

“男爵先生，我知道我们应当避免伤害法国人的自尊心，也知道俄罗斯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可以激发我们的斗志；但我们有一个简易的办法来鼓舞我们的斗志，那就是占领萨瓦。保王党人会为此高兴。而自由党人看到我们的态度与我们的力量相称，只会拍手叫好。我们既可领略镇压一场蛊惑人心的革命的幸福，亦可得到恢复我们军队优势的光荣。如果对调集二万五千人马进军外国，与俄国人奥地利人作武力对抗感到担心，那就是不理解法兰西精神。我以头颅来担保事件成功。我们在那不勒斯的局势中可以保持中立，但在事关我们安全与光荣的皮埃蒙特骚乱中，我们还能保持中立吗？”

这段话揭示了我的整个方案：我是法国人；早在西班牙战争之前就有了一套可靠的策略，而且我也看出来，就是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本身也会把责任压在我头上。

我在此回忆的一切，大概没有人会感兴趣；这就是回忆录的缺点：当它没有历史事实可讲述时，就只能跟你说作者的为人，以至于使你厌烦。现在，我们就把这些被人遗忘的影子丢开不管吧！我更愿回忆米拉波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于一七八六年在柏林完成的一桩无人知晓的使命：他不得不训练一只鸽子，以便向法国国王报告可怕的腓特烈断气的消息。

米拉波说：“我有些不知所措。城门肯定关上了。甚至腓特烈一断气，波茨坦岛上的桥梁立即就会拆除。要是那样，新王打算怎样执政，我们就可能长久得不到确切消息。如果第一个推断成立，那么怎样把一个信使送出去呢？任何翻越城墙或者栅栏的办法都会招来麻烦。栅栏外面，每隔四十步，城墙外面，每隔六十步就有一个哨兵。怎么办？我要是公使，只要确知死亡的症状，不待人断气就会下决心派信使出发，因为‘死亡’这个词还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处在我的位置，我能这样做吗？不管怎样，最要紧的是办好事情。我有充足的理由信不过使团的活动能力。我怎么办呢？我派一个可靠的人骑着烈马到十来里外的一个农庄。几天前我在这个农庄的鸽棚里买了两对鸽子，并作了放飞试验，鸽子都飞回去了。只要波茨坦岛上的桥被拆掉，我就可以用鸽子传信。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阔到要把一百个金币往窗外扔的地步；我苦思冥想，花了一些金币，费了不少力，作了美好的打算，希望它们还会飞回来，最后还是放弃了。我放掉鸽子。我做对了还是错了？我不知道；不过我并没有明确的使命，而且有时人家对你干分外事并不领情。”

一八二一年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