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德？蒙塔利韦伯爵先生把我当作煽动新闻自由的罪魁祸首，投入警察总监吉斯盖先生的大牢，尽管他当年也曾那样热烈地主张新闻自由。

我新开始的笔战打了五年，最后以胜利告终。对于这场笔战，作一个概述，将使人看到思想反对既成事实，即便是得到权力当局支持的事实，具有多大的力量。我是一八二四年六月六日被赶出内阁的，六月二十一日我就走下了角斗场①，并且在那里一直待到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我进去时孑然一身，被剥得精光，一丝不挂，出来时我是胜利者。我在摘要转述我所使用的论据时，其实是在叙述历史。

①夏多布里昂领导的自由主义运动第一篇文章于一八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在《辩论报》上。——原注

下台后我的论战摘录

我们曾经有勇气，有荣耀，在实行新闻自由的时候，打一场危险的战争，而且那个高贵的节目也是第一次给君主政体上演。可是我们很快就为自己的光明正大而后悔。当报纸只可能损害我们将士的胜利时，我们曾经与报纸作对。当它们胆敢议论大臣高官的时候，就必须制服它们。

管理国家的人似乎对法兰西人办理严肃事情的天才一无所知，但他们对融人并美化文明民族生活的优雅光彩之事倒并不那样陌生。

合法政府对艺术的施舍超过篡权政府对艺术的资助。但这些施舍是怎样分配的呢？那些主管分配的人或是因为本性，或是因为趣味，都比较健忘，似乎对名声抱有反感；他们的黑暗是那样不可改变，以至于他们一走近光明就要让光明淡灭，就好像他们把钱浇到艺术身上是要将艺术之火浇灭，把钱堆到我们的自由身上是要让自由窒息。

人家把法国塞进一架狭小的机器里加以折磨。但只要这架机器与我们在收藏家书房里偷偷看到的那些完美模型相似，好奇的趣味就有可能使人们一时发生兴趣。可是它偏偏不像：它只是一架做工粗劣的小玩艺儿。

我们说过，今日行政当局采纳的体制伤害了法兰西的才华：我们将试着证明，这个体制也同样不了解我们制度的精神。

君主制度不费力气就在法国复辟了，因为它拥有我们的整个历史，因为戴王冠的家族几乎看到我们民族诞生，是它培育了我们的民族，使它开化，给了它所有的自由，并使它变得不朽。只是时间把这个君主制度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政治上的想象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可能再拥有一个充满宗教信仰、崇拜和奥义的政府：人人都了解自己的权利，理性范围之外的事情什么都办不成；当今之世，直到恩典，绝对君主制的最后一幕幻景，一切都被掂量，一切都被估价。

我们千万不要弄错，各个民族的新纪元开始了；它会不会较为幸运？只有老天知道。至于我们，只有可能应付未来的事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往后退：只有宪章才能够拯救我们。

君主立宪制并不是从我们中间一套书写成文的体制中诞生的，尽管它有一套印刷的法典；它是时间和事件的产物，一如先辈们的旧君主制。

在专制主义建筑的大厦，在专制主义留下痕迹的地方，为什么不能维持自由？胜利可说至今仍然装饰着三种颜色，却躲进了德？昂古莱姆公爵的营帐；合法王权住进了罗浮宫，虽说那里仍可见到一面面鹰旗。

在君主立宪国家，人们尊重民众的自由；人们把自由看做君主、人民和法律的保障。

我们另外想说的是代议制政府。人家组成一个小集团(有人甚至说是两个对立的小集团，因为必须竞争)，用金钱收买报纸。人家不怕引起公愤，与不肯卖身投靠的产业主打官司；人家想用法庭判决迫使这些产业主受人鄙视。由于正派人不屑于干这种事，人家就招募一些写诽谤文章的家伙来支持保王党内阁。其实那些家伙制造流言蜚语，对王室加以困扰和折磨。凡是在旧的警察机构当过差的，在帝国的衙门办过事的人，人家都招来重用。一如我们的邻邦，当人们想招募水兵时，就在小酒馆和可疑场所强抓硬捉壮丁。这帮强行捉来的自由作家登上五六艘“船”——被收买的报纸，而他们所说的话在部长那里被称作“公众舆论”

以上十分简略地转摘了我在小册子和《辩论报》上的论战样品。也许还是摘录长了。在我那些小册子和文章里，大家可以读到今日宣布的所有原则。

我不肯领受国务部长津贴——希腊委员会——莫莱先生便函——卡纳里斯给儿子的书信——雷卡米耶夫人给我寄来另一封书信摘要——我的作品全集

人家把我从内阁赶出来的时候，并未发给我国务部长津贴，我也没有索讨；不过德？维莱尔先生受了国王一次指责，竟大胆地让司法部长德？佩罗内先生重新发了一道敕书，补发这份津贴。我不肯接受。要么我有权领取原先的津贴，要么就什么津贴也无权领取：如果是前面那种情况，用不着重新给我发敕书，如果是后面那种情况，这份津贴就是内阁总理赏赐的，我不愿得这个好处。

希腊人为挣脱枷锁而行动起来：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希腊委员会，我是其中的一员。委员会在胜利广场的泰尔诺先生①家集合。成员们相继来到会议地点。塞巴斯蒂亚尼将军②刚一坐定，就表示这是一桩大事，他要为之长期斗争：这番话让我们讲究实效的主席泰尔诺先生老大不快，他愿意为希腊美人阿丝帕琪做一条披肩，却不会为她浪费时间。法布维埃先生③的快信让委员会十分难受。他严厉指责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打赢马拉松战役，他便把他认为的种种不是怪罪于我们。我为希腊的解放事业尽心出力，因为我觉得那是子女对母亲尽一份孝心。我写了一份“照会”寄给了俄罗斯皇帝的接位人，就像当年在维罗纳会议，我交给他本人一样。“照会”被多次印在游记的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