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忧郁，穿着一袭朴素的白袍。他不摆任何排场，坐在一间几乎没有家具摆设的书房里。他几乎不吃东西，只和他的猫一起喝一点玉米粥。他自知重病缠身，怀着甘忍的精神看着自己日渐衰弱。这种精神来自基督教的快乐。他志愿把棺材摆在床下，像从前的教皇本尼狄克十四所作的那样。我来到教皇的套房门口。一名神甫领我走过黑魃魃的过道，一直来到教皇陛下的卧室或者祈祷室。教皇怕我等，衣服也顾有上穿，就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我要单膝着地去吻他白拖鞋处的裙袍边，他却不许我这样做。他牵着我走到摆在他朴素的扶手椅右边的位子上，与我一起坐下交谈起来。

星期一早上七点我去国务秘书贝尔纳蒂府上拜访。他是个商人，喜欢寻欢作乐的人，与多里娅公主有关系；他了解当代风情，只是违心地接受了红衣主教的帽子。他不肯进教会，仅仅要了一个五品修士的证书，如果把帽子退还，明天就可以娶亲。他相信会发生革命，甚至认为如果自己命长，可以看到教廷的俗权垮台。

红衣主教们可以分成三个集团：

第一个集团由努力与时代同步前进的人组成。邦维努蒂与奥匹佐尼就属于这个集团。邦维努蒂根除了贪污盗窃的行为，又去拉文纳，在里瓦罗拉红衣主教那里执行了一项使命，由此而名声大噪；奥匹佐尼是波伦亚的总主教，在那座难以管理的工业与文学之城与各种政见的人取得了一致。

第二个集团是由一些狂热分子所组成。他们企图开倒车。他们的首领之一是奥代卡尔齐红衣教。

最后是第三个集团，由一些老头子，一些僵化的人组成。无论是前进还是倒退，他们都不想，或者说是不能，在这些老人中可以见到维多尼红衣主教。他粗大威猛、脸膛发亮，歪戴着圆帽，活脱脱一个托朗蒂诺条约的象征。有人告诉他，说他有机会问鼎于教延，他答道：“那圣灵准是疯了！”他在彭特—莫尔植树，君土坦丁就是在那里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当我从百姓门走出罗马城，又从天使门返城时，就可以看见那些树。隔着老远看见我，这位红衣主教就朝我叫道：“啊！啊！法国大使阁下！”接下来，他对那些植树的工人发脾气。他根本不遵守红衣主教的礼仪，坐车出门只带一名跟班。大家事事原谅他，管他叫“维多尼太太”①。

①我离开了罗马时，他买下我的马车，在去彭特—莫尔途中死在车上。(作者于一八三六年补记)

我的同事有奥地利大使路特兆伯爵，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他妻子歌唱得好，不过老是唱一支曲子，说话也总是不离她的孩子，普鲁土公使，学识渊博的本森男爵，他是历史家尼布尔的朋友(我曾与他商量取消在他的卡皮托利山宫殿租约一事)，俄罗斯公使加加林亲王，他是为了失去的恋情而来到罗马这个昔日的繁华之地的。美丽的娜里斯金夫人曾在我从前的隐居地奥纳住过一段时间，她对加加林亲王情有独钟。她之所以这样，一定是亲王的丑脾气中还有迷人的地方。缺点比优点更能征服人。

西班牙大使德？拉布拉多先生为人忠诚，少言寡语，经常独自去散步，想得多，或者根本不想事，这一点我不会区分。

弗斯卡尔多老伯爵代表那不勒斯，就像冬天代表春天。他有一块大纸板。他戴着眼镜在上面研究可疑的外国人姓名，而不是波塞冬尼亚的玫瑰田。对于那些人的护照，他不能给予签证。我很羡慕他的宫殿(法尔内塞宫)。它那令人赞美的结构虽然尚未完全竣工，可它是米开朗琪罗装的顶，是奥古斯丁协助兄弟阿尼巴尔？卡拉齐绘的画；在它的柱廊下面，曾停过塞西莉亚？梅特拉的石棺。陵墓变了，她却没有失去什么。据说，弗斯卡尔多这个智力迟钝体力衰弱的老人有个情妇。

赛尔伯爵是荷兰国王的使节，曾娶瓦朗斯小姐为妻，如今那位妻子已经作古。他与她生了两个女儿。因此，她们也就是德？冉利夫人的外孙女。赛尔先生仍然当省长，因为他从前当过省长。一个人的性格兼有饶舌鬼、专制家长、招兵买马者和管家的特点，就什么也亏不了。要是您碰到一个人，跟您谈论公顷、米、分米、而不是阿尔邦、图瓦兹和脚尺①，那他准是个省长。

①后三种是法国古代计算面积和长度的单位。一阿尔邦相当于二十～五十公亩，一图瓦兹相当于一点九四九米；一脚尺相当于三百二十五毫米。

方夏尔先生是葡萄牙半被承认的大使，他是个畸形小矮子，不安分，好做鬼脸，皮肤青得像巴西猴子。黄得像里斯本橙子。这个新卡蒙斯居然歌唱他的女黑奴了！他酷爱音乐，用自己的薪俸养了个帕格尼尼式的乐师，只等他的国王复位。

我在这里那里隐约瞧见过一些小邦的公使。那些狡黠的小人见我并不看重大使这个差使，一个个都很气愤：他们俨然一副要人派头，一本正经，默不作声，迈着四方步，就像藏了一肚子秘密，会把人胀死似的。其实他们什么秘密都不清楚。

新老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