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哪儿都不在，人们对你视而不见。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语言的人。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玛斯·曼本就是中心，不他在哪里。

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因为放逐不是所在的异动，而是一心理状态。改朝换代时闭门读书的人，虽然足不，是典型的自我放逐；乘着五月号驶向“国梦”的人，即使飘洋过海，却未必能称为放逐。所谓放逐，必须是一迫不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存在意义的边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朝向一个太——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血缘文化、母语故乡…

贫血的向日葵

失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杨炼因此认自己已成了“鬼”；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旁观“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那样的神，也不理解他的语音。人来人往，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发、肤和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的实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时，让自己消失。”

多愁善的诗人在动中来到小岛，他上化为一株向日葵，引颈望向失去的中原。乡愁不经意地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但是时代对叶石涛那一辈人就比较寒冷；那些无法从失语症恢复的人，就自边缘坠落至遗忘的谷，不再被人记得。

张岱年轻时极繁华，好舍婢，鲜衣，华灯烟火。五十岁那年明朝覆亡，他“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份隔世之，和杨炼幽明断绝的鬼语无宁是一跨代的呼应。“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的张岱选择作为一个永远的边缘人。

灵魂裹在虫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谈。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忘。

托玛斯·曼初初亡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ichbin，istDeutschland.”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

有海，可港对你毫无意义。有街，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有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发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客人…你知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来没有你的地方，你哪儿都不在。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最母亲的国度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国的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

有趣的是，那掌握主的大陆人啊，竟是另一边缘人，你看余光中的诗：

在1938年，拜他的国

可是没有边缘，又哪里有所谓中心？每一场或大或小，或急剧或和缓的改朝换代里，都有一群人跃中心，另一群人退居边缘。半世纪前国民党来到台湾，大陆人掌握主，台湾本省人销声匿迹。在日据时代家小康、刚想在文坛上起步的叶石涛，突然发现，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汉文写作的他，竟然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50年代，我是彻底的旁观者，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没落地主家，变成日无隔宿之粮的穷苦人家…，我的文学生命似已结束。我被社会所遗弃。…经常住在被一片广大的甘蔗田所围绕的农舍里，靠酒炉烧饭煮菜，晚上油灯…，这样度过了被人践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

哈，托玛斯·曼！